杨 天 平，黄 宝 春
(浙江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如以传统的狭义的自然科学观及其相应的学科观来考量教育管理学，则其还进不了“学”堂；而以现代的广义的大科学观及其相应的学科观来认识教育管理学，则它早已入“学”。因为它既是一门理论科学，又是一门经验科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学科。
关键词：教育管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
中图分类号： G40058 文献标识码： A
An Analysis of the Study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YANG Tian-ping, HUANG Bao-chu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Abstract: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not considered much of a study when viewed from a narrow,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of natural science, has been treated as a scientific study in its own right within the broad realm of sciences. With a body of theories, it is a science, a field of empirical study as well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Key words: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iscipline
教育管理学是不是“学”，是什么“学”，多年来国内学界对这些问题一直未有人给予特别的留心和关注。因此，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些探索和回答。
一、国外的教育管理学
长期以来，美英等国一直拘泥于自然科学、理论科学和独立科学意义上的狭义的科学观，认为只有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以实证方法为研究手段、以对自然现象及其本质的揭示为研究目的的实证知识体系才是科学，即只有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而将包括教育管理学在内的其他学问都排拒在科学之外。之所以如此，另一个根深蒂固的原因是，他们已习惯于将教育管理看作是工商企业管理或一般管理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并将教育管理研究看作是一种探索性的实践活动。虽然有时也称其为科学，但仅把它当作一种科学活动或具有科学性的社会活动看待而已。因而每每称其为实践科学、应用科学或行动哲学，或喻称其为具有实践性和应用性的道德科学或技术（技艺）科学，而非指严格的理论意义上的具有高度逻辑严密性和精确成熟的独立知识体系的科学。在他们看来，教育管理学还处于科学的边陲地位，它既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也不是理论意义上的科学，更不是独立意义上的科学。一句话，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它还不够格，还缺少安家立“学”之本。
然而，这样的“科学”思维及其对教育管理学的认识，已跟不上科学发展的时代步伐。如果说自哥白尼革命以后，自然科学已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在英语国家有了较快发展的话；那么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人文社会科学则异军突起，在德语国家中滋长起来。它不仅打破了自然科学的一统天下，而且与其平分秋色，从而极大地丰富了科学的概念，并把人类对科学的认识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在科学的发展史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道，为人类科学事业的繁荣和昌明发挥着自身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因而，时至今日，如果仍然一味地抱着自然科学的成见不放，而对日益发展强大的人文社会科学视而不见，显然既有悖于科学发展的基本史实和规律，也是不科学的。相形之下，德语国家所秉持的民主、开放、宽容的现代大科学观，不仅展示了科学发展之必然，而且反映了科学发展的时代主题，显示了现代科学所应有的广博胸襟和恢弘气度。如果以这种广义的科学概念透镜来审察教育管理学，则其不但早就可以堂皇地称“学”，且作为科学的一个分子或表征之一，使科学的涵蕴更加充实和丰满。教育管理学随着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诞生而诞生，又随着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因而，将其纳入科学，即纳入人文社会科学之列，是其固有之义。
从教育管理学自身发展的角度考察，自19世纪末开始，一方面，它以教育为出发点，仍然沿着传统的经验管理及其研究之路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以管理为始发点，沿着科学管理及其研究之路向前发展。相对而言，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前者还比较粗糙，其后逐步成熟并构建成教育管理学的经验知识体系；而后者也仅仅停留于简单的应用研究水平，其后才有了较快的进步。这两条道路首先是代表了现代教育管理研究这两个不同的阶段和层次。如果说第一条以教育为逻辑起点的经验研究之路源远流长，至今仍不失为教育管理研究的一条主要道路，只是由于其自身所无法摆脱的经验性而只能屈居于教育管理学的初级阶段，还属于低浅层次的“科学”的话；那么第二条以管理为逻辑起点的移植研究之路，则是随着管理科学的发展而壮大，终至演绎为以第一条道路为基础的现代教育管理研究的主流，代表了教育管理学研究的高级阶段。然而，它们又好像是铁道之双轨，并行不悖而又相辅相成，既分别代表了现代教育管理学演进的两大源流，又共同构成了现代教育管理学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说教育管理学是一本书的话，那么写这本书的是经验研究和移植研究两支笔。前者将教育管理的经验归纳成书、荟萃成教育管理学的经验知识体系；后者将管理理论应用于教育领域的研究成果演绎成书，汇集成教育管理学的理论知识体系。经验体系也好，理论体系也好，它们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共同构成现代教育管理学的全书。
当然，上述这两条道路都是在实证主义的背景下形成的，在以自然科学研究律则为内核的科学主义的旗帜之下。两者殊途同归，均致力于教育管理本质的追问和教育管理科学化的探求，从而终于成就了科学的教育管理之学。相对于其后出现的后现代教育管理思潮而言，它们代表了现代教育管理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因为此后的教育管理学研究开始转向后实证主义，由一走向多，进行多元测量、多元观察和多元认知，从而呈现出费耶阿本德所讲的“理论的增多”和“观点的增多”等流派纷呈的学术气象。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教育管理研究舞台上，还是由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在跳独舞的话，那么其后则是由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两种方法论在共舞或谓群舞。按照英格里希（English, Fenwick W.）的说法，它们虽形式有异，但互为补充，始终围绕着“科学现代主义”的中心运转。稍后，教育管理研究又开始以奎恩（Quine, W.V）的整体主义知识观为哲学基础，进一步由多转向一，在更高、更为综合的层面上形成人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多元融合的教育管理学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管理学不仅早就跻身“科学”之列，且够得上是一门相对成熟丰富的科学。
二、国内的教育管理学
国内的教育管理学研究，从时间上看，约与国外同步或稍晚于国外。它与20世纪之初清廷采取的“废科举，兴学堂”、大力推行现代国民教育、在中央政府内设立专司教育管理之职的学部、宣布对全国各类新式学堂实行规范和统一管理等举措相伴而生，并随着时势的移易变迁而几度兴废沉浮。就其研究路线而言，也可以划分为移植引介性研究和归纳总结性研究两类，但这两条路均有异于国外同类研究的特定涵指。所谓移植引介性研究，其包括一些零打碎敲的直接将国外企业管理或一般管理的成果移引于国内教育管理的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等。由于乏善可陈，故其主要还是指将国外已先行搬用企业管理成果于教育领域的成功研究辗转向国内移译和介绍。也就是说，与国外教育管理的移植研究不同，他们是直接从企业管理中拿来，而我们所做的仅仅是一种中介性的“转移”研究。因此它决定了20世纪的100年间中国教育管理的移植研究只能跟在外国人的后面亦步亦趋，先是师从德日（主要是日本）的教育行政制度，继而移用美英（主要是美国）的企业管理理论，再是效颦苏俄的政教合一模式，上个世纪末改革开放后，又大量译介国外的研究成果等。所谓归纳总结性研究，也就是将自身一些成功的做法加以归并升华，形成经验系列。与国外实证性的经验研究相比，虽然国内也不乏实证研究的成功个例，但更多的是前实证的思辩性的经验研究。相对而言，这类研究占了大头，基本上代表了国内教育管理研究所处的发展阶段。所以，如按照爱因斯坦关于科学发展水平的标准判断，当前我国的教育管理研究还远远落后于国外，还处于经验归纳体系的初级阶段；又如按照孔德的划分标准，还处于形而上的思辩性的经验科学水平阶段。
三、作为科学的教育管理学
综上所述，教育管理学在国外已发展为一门实证和后实证多元并置与融合的理论科学；而在国内则处于经验科学的水准，因而科学性是其基本特性。以国外为例，就教育管理研究阶段而言，如果说20世纪之初的教育管理研究还停留于粗放型“科学”水平的话，那么此一时段的教育管理学仅仅是具备了“学”的一些基本条件和特征，但它至少是昭示了教育管理成“学”的开端。一方面，作为一项独立的社会活动，它与古代依附型的教育管理拉开了距离，并以“科学管理”运动为契机，把教育管理从经验提升为“科学”，注重教育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和效率化；另一方面，作为一项科学的认识活动，它标志了现代教育管理科学研究的开始。如果说到了20世纪中叶，教育管理学已成为发展中的科学的话，那么其研究活动亦已形成归纳总结与移植演绎两条平行的研究路线，并形成了经验性的科学体系，而且还形成了一支初步的科学研究队伍。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教育管理学已成为一门相对成熟的科学的话，那么它不仅有了较为理性而系统的研究活动，有了成建制的研究规模，其两大研究方法也开始靠拢，并日益走向统一与融合，从而达到实证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同时，其一元化的理论知识体系也日臻完备，促成了教育管理的科学化。再就教育管理研究方法而言，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教育管理的科学研究及其理论体系，已由一元走向多元，由单一而走向丰富，那么其研究方法已由原来的只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转向综合引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解释学、现象学等后实证主义方法等。要言之，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这100余年间，作为科学的教育管理学，至少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和四个等级水平：20世纪前50年为第一阶段，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为第二阶段，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至现在为第三阶段；相应地，20世纪之初的教育管理学为初级水平，20世纪五十年代的教育管理学为中级水平，20世纪七十年代的教育管理学为高级水平，当下的教育管理学无疑是代表了人类教育管理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并且还会呈螺旋态、波浪式、直线型等多种形态永无止境地向更高的水准发展。
四、作为学科的教育管理学
科学与学科是相通的，教育管理学既然具有科学性，那就自然具有学科性。学科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更是一个多义的概念。自17世纪中叶开始，至20世纪以前，可以说，各门学科基本是在实验基础上形成的经验性学科，每一门学科均专注于特定的研究对象，相互之间壁垒森严。到了20世纪之初，各学科研究对象之间的边界开始渐次开放，研究两种对象之间相互关系的二维交叉性学科随之大量涌现。虽然就其本质而言，这些双栖型、协同型的学科，仍属于以对象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学科系统，但它们的出生，无疑是改变了学科原有的单一性发展的面貌。恰值其时，作为管理学与教育学二维交叉生产的教育管理学应运而生。不过，当时的教育管理学科（如果称其为学科的话）成熟度还相当低，其研究题材还仅限于一些零碎的教育管理表象，其研究成果也多是对这些表象的叙写，而且其在教育管理实践中的可应用度也很低，它还远不是一门成熟的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学科。一方面，固然是由其研究对象、研究规范、语言表述系统等学科的内在逻辑的不完备所引致；另一方面，也是由当时社会的发展水平、社会的文化价值取向、教育管理的实践活动等学科的外在环境不完善所决定。如果说20世纪初叶的教育管理学科仅限于指教学科目的话，那么20世纪中叶的教育管理学科则已过渡到经验科学的水平。但还没有上升到理论科学的高度，只有经过几十年的开发累积，特别是经过那场波澜壮阔的理论运动的洗礼，至七十年代以后，作为现代科学意义标准上的教育管理学科才千呼万唤中姗姗走向前台，进入自在自由的状态，发展为一个足以涵盖其题材范围内若干教育管理现象的统一理论体系的学科，甚至发展为时下可以包容象古典管理和人本管理这样两两对立的观点及其流派的更为复杂的多元并置的理论体系的学科。概言之，作为学科的教育管理学，从20世纪之初作为简单经验汇编的教学科目，到20世纪中叶已构成经验体系的初级学科，再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臻于成熟的理论体系的学科，直至今日多元交叉、相互涵盖的后现代和新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学科等，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路径。
总而言之，虽然按照传统的自然科学观及其相应的学科观，教育管理学还被拒斥于“学”门之外，而按照现代广义的科学观及其相应的学科观，并以美英等国的教育管理学研究为范本进行分析，则它早就进了“学”门。同样，相形之下，国内的教育管理研究虽还处于经验之“学”的初级阶段，但都已登堂入“学”。可以说，教育管理学既是一门理论科学又是一门经验科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学科。
章小梅
（湖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82）
摘 要：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化是社会改革、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要实现大学校长职业化，我们必须转变观念，构建提高校长职业素质的教育与培训机制，建立开放性的职业化校长选聘机制，健全有利于职业化校长成长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关键词：大学校长；职业化；能力结构；机制
中图分类号： G471.2 文献标识码： A
A Discussion of Profess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y Presidents in China
ZHANG Xiao-mei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Abstract: Profess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y presidents in China is necessary for both social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we must change our thinking, provid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 raise university presidents professional capabilities, establish an open system for selecting university presidents, and improve the related control and incentive system.
Key words: university president; professionalization; structure of capabilities; system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健全，我国正进入职业化社会；加入WTO后，教育国际化步伐不断加速，我国的教育市场尤其是高等教育市场面临国际资本的激烈竞争；再加上高校连年扩招以及民办高校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管理压力，传统的大学校长职务制已不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大学校长职业化理念应运而生。
一、大学校长职业化提出的背景
校长职业化在中外教育史以及当代世界教育改革进程中并不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在1995年教育部人事司举办的全国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研讨班，教育部人事司领导的UNDP项目(CPR/91/420)中小学校长提高培训项目承担单位赴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德国、新西兰等国考察所撰写的系列报告中,也都曾提及校长职业发展与专业化的问题,有的报告则明确提出校长职业化的命题［1］。当然，关于大学校长职业化命题的提出还是近年来的事情，这一命题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其背景有如下四个方面。
1. 校长职业发展的要求
学校管理者是随着学校的产生而产生的。我国古代书院的“山长”，其身份就很类似于当今的校长。
日本学者安藤尧雄在《学校管理》一书中专章对校长职业作了十分精辟的阐述,分析了校长职业产生的四个原因:(1)学校教育规模的扩大；(2)学校教育组织的复杂化；(3)学校教育工作的专门化和知识化,要求其管理也能专门化和知识化,因而需要一定的教育；(4)学校是社会的教育器官,是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因而教育职能必须合理化、组织化，教育机构是由此而设立的［2］。
可见，校长职业是社会、教育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传统的体制下，学校靠拨款生存，不需要经营，即使不具备管理能力，校长也可以凭借某一专业特长而担任。因而，在我国高校出现了大量的所谓“双肩挑” ，甚至教学、科研、行政“三肩挑”的校长。随着学校与社会关系的日益密切，高校的培养专门人才、进行科学研究、开展社会服务三种主要职能越来越突出，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大学校长的职权也随之不断扩大，面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管理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和个人精力的有限性都要求大学校长走上职业化道路。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经济体制的转轨,必然引发教育体制的变革,校长的职能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由政府统管,校长角色完全被纳入行政干部系列,并赋予相应的行政级别。大学依附于政府,依附于教育行政部门,其人、财、物等一切都由上级行政部门控制,学校成为政府的附属物,甚至其工作也由政府和社会包办代替。这样，不但难以形成独立的办学思想和教育理念,而且助长了“官本位”思想,甚至加剧了官僚学术和腐败现象的产生。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民办高校为生存发展而展开的竞争等原因向校长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像过去那种行政权力型的校长已越来越不能满足新形势的要求，将不得不向职业能力型转变。在人力资源资本化的今天，人力资本能够创造财富的观点已为人们共同承认，凭个人的才能参与分配也已被社会接受。因此，在个人追求成功卓越、增值社会的背景下，校长们通过走上职业化道路而实现自身增值是理所当然的事。反之，由于职业型校长对社会的新贡献，社会应当根据按劳取酬、优劳优酬的原则允许他们走上职业化道路［3］。
3. 教育国际化的要求
加入WTO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一系列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我国高等教育面临严峻的挑战。根据WTO《服务贸易总协定》,“教育服务”被纳入服务贸易范畴。第13条规定:除了义务教育和实施军事、警察、政治等特殊性质教育的机构外的教育市场都要向其他国家开放。2003年3月1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据此，我国高等教育将不同程度地、逐步地向世界开放，国际资本将参与我国教育市场的竞争。截至2001年底，在中国开设的中外合作合资办学机构已达657个，比1995年增加了44倍，今后还将大幅增加。同时，国外高教育机构也在大量招收中国留学生，2002年我国留学生数达12万多［4］。这将对中国高等教育形成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对大学校长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要求国家改革多年不变的校长人事制度；另一方面要求“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管理者,必须按照社会的要求正确认识自我,明确正确的角色身份,从而履行角色的义务以满足社会和学校组织的期待,进行正确的角色扮演［5］”。而这种能够进行正确的角色扮演的大学的优秀校长相对来说比较稀缺，这就使一些“拥才自重”的校长勇敢地走入教育市场，竞聘职业化的大学校长。
4. 建设若干所世界高水平大学的要求
纵观世界强国,无不拥有高水平的大学。这些大学直接影响和推动本国的经济、社会、科技、教育、管理乃至军事等各个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要在科技、经济、教育等方面融入世界主流,参与国际平等对话与合作交流，就必须抓住“科教兴国”战略和通关入世的大好机遇,努力推进和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建设几所甚至几十所世界高水平大学，而选拔任用校长是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关键。世界上一些大学，诸如斯坦福、哈佛、剑桥、牛津等等之所以被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是与它们所拥有的杰出的校长分不开的。人们常说：校长是一学校的灵魂。因此，我们要想全面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加快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进程，就必须改革职务校长制，打造一批有先进的管理理念、科学的领导艺术和善于驾驭市场能力的职业型的大学校长。
二、校长职业化的涵义及其应具的能力结构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来说，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化还是个新的命题。所谓校长职业化,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涵义:
第一,校长职业化是指经由专门训练而具有管理、经营学校与进行教育科研的职业技能并获得认证资格,能使其统辖的教育资源实现持续增值的高级专业人才。
第二,校长职业化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对高等教育实行市场行为的管理过程中,校长已不再是政府任命的一种行政职务,而是一种受聘于市场的职业。
第三,校长职业化是指专业人才或有志于校长职业者，可以依据其相应的任职条件,通过教育市场获取校长职业;反之,教育机构或办学单位可以按照其办学要求,通过教育市场购买或招聘到符合任职条件的校长；应聘的校长则按照聘约规定的职责要求，凭借职业能力履行管理、经营学校的职责。
简单地说,所谓校长职业化,即是校长职业的专业化和市场化,其本质是劳务的商品化［6］。
一般来说，现代教育要求大学的职业化校长的能力结构应包括三大系统：
1. 经营管理能力
首先，大学职业化校长应具备教育经营能力。所谓教育经营能力,即是指面向市场经济的资源运筹能力。日本学者安藤尧雄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学校经营的概念。他认为：学校经营是指制订教育计划,并且为实现教育计划创造各种必要的条件［7］。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求大学校长将教育融入经济,即既尊重教育规律,又尊重经济规律。所谓懂得经营,是指职业化大学校长应具有企业家的特质和战略谋划的能力，即不但要善于运作学校的有形资产和物力资本,而且要善于运作学校的无形资产和人力资本,还要善于组合社会教育资源创造经营效益。
其次，职业化校长还应具备教育管理能力。教育管理能力是指协调有限的教育资源投入并高效益地实现教育总目标的能力。校长要运用激励、协调和指导等管理手段，调动教职工及学生的积极性，使学校健康、高效地运转。总之,职业校长既要成为教育方面的专家,又要成为科学管理的强者。
2. 开拓创新能力
开拓创新能力是指在管理工作中善于发现并运用新的成果、方法、设想,并支持参与变革的能力。它包括对新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的预见能力,对时代变化发展的适应能力,对现行工作的改革能力等。现代教育的本质就是创新,在已有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肩负着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人才的特殊使命的高等学校,职业化校长的创新观念无疑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不断地创新，“跳出教育看教育”,才能在开放WTO教育服务贸易的条件下,不断地增强我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力；只有具有开拓创新能力的大学校长，才能够带领学校通过教育体制创新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促进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总之，创新是大学发展的动力,开拓创新是职业化校长的立足之本。
3. 服务育人能力
对于大学校长来说,服务意识十分重要。他要为学生的学习与成才服务,为教职工的教育教学及其自身发展服务,因而，必须注重其职业的服务性。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高校教职工和学生的知识水平不断提高，民主和平等意识逐步增强，“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入人心。面对这样一个群体实施管理，单凭简单的行政手段和冷冰冰的制度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学校是在培育人才而非制造一般商品，因此，大学校长的服务育人水平就非比寻常。
所以，校长应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南京师院院长陈鹤琴、华东师大校长刘佛年等教育界的大师们为楷模，使自己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拥有以德载物的宽广胸怀，兼具科学素质和人文素养，使自己富有异于常人的人格魅力。作为一校之长，还要能够创造一个民主的、宽松的、和谐的学术育人环境，坚持人本化管理，建立充满活力的柔性组织，注重文化育人。正如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所说，“校长就是创造一流环境让人发展的人”［8］。
三、实现校长职业化的有效途径
目前，尽管实现大学校长职业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但是它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还有诸多因素制约着它的发展。要促进大学校长职业化，我们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实施：
1. 转变观念
第一,从职务观念向职业观念的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由政府统管,校长是政府任命的一种行政职务,并按照政府指令以行政手段管理学校。因其拥有职务权力,一般称之为“职务校长”。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校长是一种受聘于市场的职业,并按照聘约的规定管理学校。因其拥有职业能力,一般称之为“职业校长”［9］。从“职务校长”向“职业校长”的转变,是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必经之路。
第二,从权力本位向能力本位的转变。要建设职业化校长队伍，首先必须改变把校长当行政官员看待的意识，实现职业能力与职务能力的合理嫁接，以能力为本的市场用人机制取代权力为本的计划用人机制。
第三、探索党管干部的新模式。我们应在坚持党管干部这一根本原则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其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实现形式。如确立大学校长的法人代表地位，以利于深入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2. 建立和完善提高校长职业素质的教育与培训机制
校长培训是保障职业校长的素质与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校长职业化的重要内容。众所周知，学术水平不能等同于管理水平，一位出色的大学校长不应只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教授，更应是一位教育大师。
因此，如同开展中小学校长培训一样，我们也要建立、健全大学校长培训体系，切实加强对现有大学校长的专业养成教育和专业提高培训，使他们中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逐步往职业化方向发展。而且，职业培训的内容、模式和方法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既要加强经营管理能力，又要注重先进教育理念的确立。因为“只有具备教育理念的校长,才有治校的理想,才能营造治校文化,才有治校的方向与良方［10］”。
3. 构造开放性的职业化校长的选聘机制
面对教育改革发展的紧迫形势,我们必须建立开放性的校长资格认定机制,应抓紧制定《校长职业国家标准》,实行校长资格证书制度。 同时，改革传统的中国大学校长委任制，遵守公平竞争、竞聘上岗的原则，建立开放性的多元化的校长竞聘机制。
例如：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以广告形式向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公开招聘大学校长的办法。同时，职业校长的聘期可适当延长一些，如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任期就很长，这样可以减少一些短期行为的产生。
4. 健全有利于职业化校长成长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应当经过充分研究论证，建立一整套具有严密科学性、较强操作性的职业校长评价机制,对校长任期内的工作进行全方位的考核与评定，尽可能避免由于校长的错误决策而导致的教育失误。同时，配合大学管理者职员制的改革，推行校长职级评定制度，以利于与普遍存在的行政级别现象脱钩，并有效促进职业校长的合理流动。为了提高校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挖掘大学校长的潜能，我们还必须采用合理有效的物质激励、精神激励和制度激励等激励措施，尤其要大幅提高职业校长的收益，让优秀大学的优秀校长的年薪远高于一般教授的收入。在对其激励的同时，也需要确立制度化的约束与监督措施，逐步完善职业化校长的内部和外部约束机制。作为大学职业校长，也应当时时自省、自警、自勉，努力探索，克尽职守，为深化高教改革，培养创新人才而不懈追求。
李岚清同志曾经说过:“一个好校长,带领一批好教师,就能办出一所好学校”［11］。校长是一校之魂,校长职业化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校管理水平的高低。
当然，我们也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校长职业化这一新生事物。在教育改革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应该允许校长多元化，即允许职业校长和职务校长并存。但据以上分析可知，我们更应该倡导并推行校长职业。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校长职业化的成功实施，必将造就许多杰出的教育管理专家,创建成一批世界高水平大学，为我国的教育改革与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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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丁敬，李晓悦.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呼唤职业校长［J］. 教育发展研究,2003，(11).
［5］ 王铁军等. 校长学［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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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丁敬，李晓悦.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呼唤职业校长［J］. 教育发展研究,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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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转引自吴江等. 面对WTO的选择: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化［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02，(3).
彭志武
（湖南大学高教所，湖南 长沙 410082）
摘 要：诚信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一项根本性道德原则，更是与现代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行为准则。本文分析了我国经济转型中诚信缺失的成因与危害，探讨了高等学校在社会信用重建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及其参与的具体途径。
关键词：社会信用；高等学校；途径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The Role and Approach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Rebuilding of Social Credit
PENG Zhi-wu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Abstract: Honesty is a fundamental moral principle and a code of behavior commensurate to modern market economy.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dangers of the lack of honesty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discusses the role and approach that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adopt in the rebuilding of social credit.
Key words: social credit;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pproach
诚信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一项根本性道德原则和行为准则，也是我国自古以来尊奉的道德原则和立身治国之本。然而，在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今天，许多地方信用秩序混乱，部分地方甚至出现了信用危机，社会整体的信用状况堪忧。社会信用的缺失，严重地影响了地方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因此，整顿和规范社会秩序、重塑社会信用体系，成了有责任感的社会主体和个人的共同任务。高等学校有履行其直接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和义务，自然应当积极参与和支持社会信用的重建。
本文试图就高等学校在社会信用重建中应当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作一些探索。
一、转型期经济可持续发展呼唤社会信用重建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信用为基石的经济体制，诚信是其内在的必然要求。对于现代市场经济而言，道德意义和体制意义上的诚信是其得以正常而高效运行的双轨，脱离了诚信的轨道或者诚信的轨道本身不健全，都将给现代市场经济带来全局性的严重损害。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种种秩序混乱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诚信体系不健全造成的。诚信失范的问题业已渗透到了我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危害。
如在政治生活中，某些地方或某些政府部门朝令夕改、欺上瞒下，大搞“浮夸风”，谎报政绩，“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在经济生活中，假货、假账、假发票、假人民币、假冒商标等等大行其道，走私、骗汇、偷税、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屡见不鲜，拖欠赖账、三角债、多角债、随意毁约等等违约之事层出不穷；在学术领域，假论文、假文凭、假科技成果一时风行，腐蚀着这一方净土；在日常生活中，猜忌、欺骗、尔虞我诈、背信弃义往往夹杂于人际交往之中。
总之,信用危机已经在社会上层出不穷。失信行为已经危害到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诚信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全社会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
信用是企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和产品附加值。
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目前的社会信用问题是转型经济的特定产物。信用环境的恶化已经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诸多严重的危害，它增大了国民经济运行的摩擦力，直接增加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本，遏制了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总需求不足，企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其根本祸根就在于信用短缺。
信用环境恶化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危害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市场缺乏信用将严重影响社会的投资和消费；二是破坏企业的正常经营，加大企业运营成本，削弱企业竞争力；三是影响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使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发挥作用；四是信用恶化还直接破坏社会法制基础，经济主体以种种不正当的手段竞争，各类经济主体难以形成以契约为基础的法律框架；五是信用危机造成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水平下降，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当前社会转型期诚信缺失产生的原因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传统诚信观念没有及时更新，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我国儒家传统的诚信不是作为人们的权利、义务来确定的，而是为人们修身养性所追求的目标。它的诚信行为规范是特殊主义的，不是普遍主义的。它认为道德的诚信应该是出自内心的、自愿的、不计利害的，是一种很高的道德境界，只有经过自身长期修养才能达到的圣人境界。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是面对全体公民和组织的基本道德要求， 是一切经济主体必须遵循的起码的道德义务。
二是同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有关。在以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被组织成一个全国大一统的企业，社会各部门、各单位、各利益主体不是以经济利益和诚信为纽带联系起来的，而是以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联系起来的。在当前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转型期，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仍然发挥着影响，抗拒着市场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在追求各自经济利益时，开始显得惊慌失措，无所适从，导致欺诈、赖账等失信行为的发生。
三是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诚信制度体系对诚信缺失者予以严惩，使失信者无所畏惧，从而导致信义贬值，诚信受到嘲弄，这是当前诚信缺失极为重要的原因。由于失信者支付极小的成本，就能够获得极大的收益，加之法律制度不健全，因而给心存诡异者留下可乘之机。他们钻法律的空子，大肆利用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交易优势，聚敛不义之财。
四是司法制度不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更使不法之徒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破坏诚信。诚信体系缺乏司法保护，失信者不能及时得到严厉制裁，守信者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产生。
五是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冲击以及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的滞后，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加之经济结构的调整，出现大量下岗职工，社会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贫富悬殊不断扩大，这些都会引发拜金主义滋生，道德观、价值观混淆，使社会信用环境整体恶化。
我国信用体系发育程度低，信用缺失现象大量存在，既直接影响市场体系的健康成长，又严重阻碍了我国微观经济活力的产生。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内市场将与国际市场溶为一体，我国经济将在全球经济分工中占有什么位置，拥有多少市场份额，如何更有利地参与国际竞争，这些都与我国诚信体系的建设有直接关系。诚信环境不良，企业整体诚信程度低，将严重制约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市场份额会越来越小，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就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同时，国内诚信秩序的混乱也将恶化我国吸引外资环境，直接影响投资需求的增加，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因此,我们必须着力扫除诚信失范所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建立起一整套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完善而有效的诚信体系，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高等学校在社会信用重建中的地位和作用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的社会信用问题是转型经济的特定产物。受市场经济观念的冲击，原先仅仅依靠道德观念维持的信用模式已经不足以支撑和保证新一轮经济的持续增长，从而国内理论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就此展开。但是，信用问题不仅仅包括经济信用，同时还包括伦理信用；所涉及的对象也不仅仅是经济部门，同时还包括政府以及其它社会各部门。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也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扩展。国内理论界对于社会信用重建的探讨，侧重强调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以及呼唤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信用意识的提高。而对于日益走向社会中心的高等学校在信用体系的完善和重建中的地位和作用，则较少涉及，即使有所涉及也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其实，从哲学层面上来看，大学作为人类的精神堡垒，有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丰富人的思想的重大功能。社会信用的缺失是人们精神失范的外在表现，大学有义务、也有责任为未来社会培养有诚信的高层次人才，并运用大学的批判精神和前瞻功能，在社会信用重构中发挥重要作用。
高等教育自身特点决定其必须诚信。教育诚信是指教育行业的诚实守信，它虽然同经济领域的诚信或其它行业的诚信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实质是一致的，即“以信立业”，要求在教育管理、教学实践过程中做到以信立教，以信育人。
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教育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首先，教育的本质蕴含着教育必须诚信。“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活动，其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对人的培养。”也就是说，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其对象是人。在实施这一活动中，必然对教育对象在知识、技能、身心健康和思想品德等各个方面施加影响。其影响如何，取决于教育的内容、方式和方法。如果教育活动本身不守诚信，那么作为教育对象的人，必然在这种活动影响下，失去包括诚信这一基本要义在内的应有的思想品德。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教育是不完整的，也是失败的。
其次,教育的功能显示着教育必须诚信。教育的功能，一是促进人的身心发展，二是保障和推动社会的发展。在教育功能中，个人发展同社会发展是以教育本身为中介相互促进的，即教育通过培养人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同时又按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培养人、促进人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方面，人的发展，包括“诚信”这一基本品德在内的全面发展依赖于教育；另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诚信社会也依赖于教育。教育作为一种活动，只有坚持诚信原则，才能适应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两个需要，体现出其基本功能。
再次，教育的目的呼唤着教育必须诚信。教育的目的是育人。在我们国家，教育就是要培养和造就合乎社会发展、社会进步需要的人。如果教育不讲诚信，为达到某种暂时利益而制假售假，那就必然自我削弱乃至违背了育人的宗旨，也就从根本上偏离了教育的目的。育人的目的决定了教育必须严格遵循诚信原则，立足行业职责，大力培养出具有高尚道德水准的合格人才。
最后，教育的地位决定着教育必须诚信。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诚信教育的主阵地和社会诚信的辐射源。构建诚信社会，根本上有赖于诚信教育。而在诚信教育中，教育界的诚信教育处于前沿地位，教育界失去诚信，其受教育者不可能形成诚信品格，整个社会的诚信教育大厦将难以建立，所谓诚信社会也将成为空中楼阁。
因此，作为实施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的高等学校，应当弘扬“诚信育人”的精神，积极造就讲究诚信的新一代，使之成为社会信用重建的特殊载体。
此外，高等学校还应当直接参与社会信用的重建。现代社会的高等学校已经不再是远离社会中心的象牙塔，高等学校必须通过与社会的结合体现自身的价值。高等学校对于社会信用问题的关注和参与，不仅有其必要性，同时也有其必然性。通过参与社会信用重建工作，高等学校在进一步体现其社会价值的同时，可以更好地发挥其社会批判和精神引导的作用。大学作为社会的精神堡垒和知识中心，对于社会具有强大的辐射功能，它应该也完全有能力对社会的改良承担责任。
因此大学应该充分利用知识群体和智力资源，从精神层面、制度层面以及知识技术层面同时努力，积极参与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和重建，使社会信用问题的研究更为系统化和综合化。大学对于社会信用重建的贡献，不应该仅仅表现在大学知识群体对政府和社会决策的参与和建议，同时还应该运用大学拥有的科学技术参与建立社会信用支持体系
三、高等学校参与社会信用重建的有效途径
现代高等学校的职能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因此，高等学校参与社会信用重建的有效途径也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
具体而言，高等学校参与社会信用重建的有效途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强化诚信教育。这是高等学校参与社会信用重建的最基本途径。高等院校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的重要基地，应在重视人才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培养的同时，把提高政治素质、加强职业道德的培养提到新的高度。今天的大学生必然是未来社会的主流，强化高校的“诚信”教育，是使未来的社会公德普遍提高的保证，是落实“以德治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坚实基础。高校中强化诚信教育，很关键的是应创建一个有诚信内涵的大环境。现代大学生比较有思想、有独立见解，不愿人云亦云，他们比较重视实际，只有摆在面前的事实，才能使他们信服。另外青年学生有较强的可塑性，外界环境对其影响尤为重要。因此，高校要提高诚信教育的实效性，必须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建立起严谨、求实、创新的校风，大力倡导诚实守信的学术风范，形成大学独特的风气和特色，并被学生和社会所认知，造成诚实守信的校内环境。二是要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大学生在其求学阶段的诚信状况都应当有完整科学的“记录”，这种记录有社会可识别性，能公开为社会提供信息，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这是“诚信”教育的重要手段，使广大青年从学生期就认识到诚信对于作人的重要，信誉将伴随自己一生，从而从思想上牢固树立“诚信”意识，以时时处处约束自己的行为。大学良好的学术风范大环境，加之有制度上的措施，大学生的诚信品质可大为提高，其走向社会后将会使诚实守信原则体现于一举一动，并成为社会的楷模。
第二，帮助有关部门加强诚信社会的软硬件建设。诚信社会不仅要有完备的信用形式、发达的信用工具，而且需要构建健全的社会诚信制度。诚信社会的软硬件是指，为维护诚信机制的正常运作而运用科学理论和实用技术建立起来的法规、验证设施与手段等。目前,我国有关诚信的法律资源缺乏，应加快立法，制定类似《社会信用信息法》，《信用中介机构法》，《公平信用报告法》，《个人破产法》等法律。健全的诚信奖惩机制是社会信用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只有对守信者给予奖励，使其获益；对毁信者施以惩罚，使其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增强人们遵守诚信的信心和积极性。相关法规应包括统一信用或公平交易准则、企业营运安全保障、数据开放与隐私保护、诚信申诉与惩处、诚信行业规则与司法管理等。验证设施与手段主要包括诚信数据库建立、编码系统认定、指纹校验与智能卡应用，以及数据的收集、维护、更新、融合和查询的软件开发等。在高校尤其是综合性大学中，集中了一大批拥有法律和计算机方面知识的群体，完全可以为社会诚信，特别是区域诚信机制的构建提供法律和技术支撑，从而为实现信用科学管理奠定基础。
第三，帮助民间信用中介机构建立个人信用档案。西方发达国家均已建立起相当完善的专业化信用中介机构，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信用信息服务。为了改变我国目前信用环境差的状况，建立专业化的信用服务中介机构很有必要。通过中介组织对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对象，如会计师、承包商、经理等先建立个人信用档案。把个人的记录，当作考察个人信用的依据。企业的主要经营者或个人一旦有了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在一定时间内不能让其再取得工商注册、银行贷款、贷款销售、个人信用卡服务等。利用这些制度设计，增加失信成本，增大失信风险，加强人们守信的自觉性。在建立民间信用中介机构方面，目前，我国已有不少省市开始了这一工作，但还很不完善。为此，高校应当利用其智力优势为所在社区的民间信用中介机构提供咨询，帮助这些中介机构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约束制度，严格自律，维护自身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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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熠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6)
摘 要：考试改革首先要更新传统的考试理念，建立起新型的“以学生为核心”的人性化的与世界接轨的现代考试体系。“两课”复合型考试体系是一种系统控制平台，同时是一种动态的考核指标体系。它把平时成绩和期末考核成绩有机结合起来，既克服了传统标准化考试即闭卷笔试的弊端，又弥补了开卷考试的不足。
关键词：考试制度；中体西用；“两课”改革
中图分类号： G424.74 文献标识码： A
Reform in the Examinations of the “Two Ideology Courses”
ZHANG Yu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Anhui 230026)
Abstract: The reform in examinations must be carried out by changing traditional concepts and establishing a new examination system that is student－centered and conforms to common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The integrated examinations of the “two ideology courses” are a systematically controlled platform as well as a dynamic test system. This system combines results of day-to-day class work and final test scores, minimizing the drawbacks in traditional closed, standardized written exams and overcoming the disadvantages in open-book exams.
Key words: examination system;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learning; reform of the “two ideology courses”
我国高校的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以下简称“两课”）在整个高校课程设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体现了国家意志，是党和政府规定开设的各类高等院校必修的重点核心骨干课程，其功能在于培养和塑造当代大学生健全的人格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是社会主义大学独有的关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的专门课程，对于非文科类院校，还兼有人文与社会科学基本知识的教育功能。但实践证明，“两课”在开设的过程中问题较多，有效性不是太显著，社会反映也并不太理想。有鉴于此，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从事“两课”教学作的部门和广大教员一直在摸索“两课”教学改革的途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两课”改革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和系统工程，诸如教材体系、课堂教学、师资培训、师生互动、经费投入、课程管理等方面，需要协调共进，综合改革。就其主体部分即一线的课堂教学来说，考试改革是一个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关节点，同时也是检验课堂教学的直接有效性和师生双边互动效应的定量性指标。因此，改革旧有的“两课”考试方法，建立复合型的考试指标体系和操作平台，对于深化和推进“两课”教学体系的全面改革，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是一项亟待解决并需要研究和探索的关键性课题。
一、 更新传统的考试理念
考试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留给人类的一个瑰宝，始于秦汉，流于魏晋，成熟于隋唐，发达于宋、元、明、清。而欧洲的考试制度发源甚晚，公元1215年始有口试，至1702年始有笔试，1747年开始有数学科的荣誉毕业考试，1802年才真正有学士学位的考试，直至1821年才有其他学科荣誉毕业考试。可见，欧洲的考试制度到了18、19世纪才趋于成熟。至于文官制度，直到19世纪才在英国出现。今天的欧美人并不忌讳考试制度是从中国学来的，如写作《全球通史》的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实际上，当时（16至18世纪），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象，较之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①。然而，正像生物界存在着一种普适性的规律“后来者居上”一样，欧洲的考试制度一开始便与中国走上了不同的路向，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跟欧洲的神学传统相结合；
2. 跟欧洲的民主传统相结合；
3. 跟欧洲的科学传统相结合；
4. 跟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的人文主义传统相结合。
而中国的考试制度却是千年不易，唯一改变的仅是在元朝蒙古人统治中国时规定开科取士只准考朱熹注的《四书集注》。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考试制度跟欧洲的考试制度相比较，不难发现其具有如下特点：
1. 跟中国的儒家传统相一致；
2. 服务于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体现着国家意志；
3. 从考试内容到考试方法，都贯穿着伦理和道德至上主义；
4. 考试是一种统治工具，具有压抑和扼杀人性的特征。
由上而知，中国的考试制度跟欧洲的考试制度，尤其是跟近代西方的考试制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而其最主要的差异则是一种考试理念上的差异。近代中国明显落后了，其落后的原因跟这种千年不易的压抑人性的考试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僵硬的、教条式的“八股取士”不可能选拔出经世济邦的具有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的思想家与科学家。因此，清末戊戌变法时首先要变的就是考试制度，旨在建立西方式的教育体制，从根本上把中国引向现代化之路。至辛亥革命前夕，清廷终于下诏废除了实行几个朝代的科举考试制度。
我国实行西式的教育体制已经有一个世纪了。1949年前全盘西化，中小学接受了西方体制，大学基本上是美国模式。解放后又全盘苏化，解散、合并和撤消了一批建国前创办的近代大学，至五十年代中后期还仿照苏联模式建造了一批单科型的院校，其中以理、工、农、医和师范类为主。在考试方法上起初照搬苏联的“5分”评分制，中苏关系恶化后，又恢复百分制。尽管一百多年来中国在学习西方的教育体制中走了一些弯路，但入学考试“一卷定终身”的中国特色和基本模式至今没变，考试的基本理念也没有变。虽然采用了西方形式和“工具理性”，实质上却仍然坚持自己的传统，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中国从19世纪至20世纪向西方学习历程中的一个基本理路。
的确，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就像一个生命体的遗传密码，如果从一个文化机体上完全汰除掉这些“遗传密码”，那将是一项十分艰难复杂的“生物文化学遗传工程”。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有着十分宝贵的东西，如在教育上强调德育优先的原则，主张“有教无类”，重视智育上的“学以致用”，课堂教学遵循“举一反三”的启发式，考试中强调“实事求是”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等等，都是儒家教育思想中的精髓，是全人类的思想文化遗产。
但是，这些民族文化传统中好的教育思想并没有被我们很好地继承，相反，传到西方后却被人家吸收和运用成为人家的东西了。而我们呢？却从传统中继承了某些封建性的意识或思想核心，转化成在现代条件下披上时髦外衣的压抑人性的工具。如中国长期的科举制度把个人的功名利禄与忠君尊祖的封建意识联系在一起，而在我们今天各种各类考试过程仍然可以发现这种幽灵的存在。
就中国高等学校的考试体制来说，形式上是从西方学来的，其灵魂却仍然是中国固有的，如：
1. 不重视平时成绩和动手能力，升学考试中“一卷定终身”的变相科举制至今未改；
2. 重分数轻能力，学生中“高分低能”的现象十分严重；
3. 重记诵轻创新，在复习迎考和“应试教育”中，仍然强调“死读书，读死人”；
4. 重共性轻个性，评分过程中标准答案是“天条”，不可违背。甚至最能表现学生个性特点和最能体现学生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作文考试，考前也要背“范文”。
5. 师生二元对峙的现象仍然存在，是否考试是教师的单边行为，教师永远处于“主考官”的地位，掌握着考试过程中的一切权利。在考试中，学生主体被客体化——正像毛泽东所说，考试是“把学生当敌人，搞突然袭击”的行动，出偏题、怪题，意在“考倒”学生；
6. 重课堂考试轻课外考察的现象仍然存在；
7. 不是把考试当手段，而是把考试当目的的教学行为仍然存在。
由于“两课”教材是叙述性文本和概念定义式原理，缺少数学模型和变量分析，更是传统考试方法弊垢麇集之地，毛泽东早在延安时代极力反对的“洋八股”在我们“两课”教学行为中严重存在。其结果必然是学生的学习兴趣下降，课堂纪律涣散，甚至对“两课”产生认知偏差，造成理论误区。这自然会削弱“两课”的有效性并影响“两课”教员的信心。
当然，我们不可把这种现象归咎于“两课”教员，正如本文前面所说的，“两课”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联手作战，缺一不可。进行课堂教学的设计和改革，尤其传统考试理念的变革亟需进行。这种观念变更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变学生的被动式考试为主动式考试，变学生的客体性主体为主体性主体，建立起“以学生为核心”“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的考试体系，并以此牵动整个“两课”教学改革，从根本上提高“两课”教学的实效性。
二、建立复合式考试体系的操作平台、 更新传统的考试理念
所谓“复合式考试体系的操作平台”乃是立足于系统论和控制论的观点，把考试过程看成由若干子系统组成的复合式的母系统，并从中寻求控制环节而加以展开的一种系统控制运作模式。复合式考试体系由闭卷、开卷、问卷和平时作业成绩四部分组成（见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闭卷考试和开卷考试各占课程总成绩的30%（期末大考可由这两部分组成）。问卷成绩和平时成绩各占课程总成绩的20%（可在期中或临近期末进行），由此四个子系统所组成的复合考试体系组成一个闭环控制系统和操作平台，它同时也是一个监控和评价平台。
如果每门政治理论课的成绩以70分为达标线（60分为及格线），在理论上可以说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完全缺环对学生的总成绩都会造成影响，但如果其他三个子系统能控制在最佳度，他仍然可以达标，这就大大降低了“一卷定论”对学生的心理压力。然而，如果有二个控制环完全缺失，这就不可能达标，从而也可以从系统检测上判定该学生在这门课程上的总体表现不佳。可见，这个操作平台本身也是一个指标体系。
这是一个动态的控制系统。在具体运用这一操作平台时，也可以施加一些外来因子作加权评判。加权系数可重点分配在平时成绩系统中，也可以分化一部分到其它系统中，目的在于考虑到学生的出课率和课堂态度。“两课”与专业课毕竟不同，专业课完全是“考知”，即看学生对这门专业知识掌握得如何。而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则要测试学生对这门课程的情感和态度等，即考试不能只是“考知”，还要“考德”“考行”“考思”。但加权系数又不能随意增减，更不能受该课程之外因素的超量影响。
该操作平台实际上由原来单一的闭卷成绩过渡到多元考核体系，其中任何一个单项指标都会影响其耦合成绩。耦合成绩可能会对考试的客观性产生影响，但比原来纯客观性的“一卷制”要合理得多。“一卷制”（闭卷）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科举考试制的遗骸，它跟现代国际上发达国家的考试制度难以接轨。如美国的哈佛大学每年从二万名左右的考生中录取1,600名本科生，但考试分数名列前矛者即所谓的“高考状元”未必就能被录取，因为它执行的是多元考核体系。这种多元考试方法对于我们改革“两课”考试很有启发意义。
下面我们对上述四个子系统作进一步的分析：
1. 闭卷考试的利弊分析
闭卷考试（笔试）是传统的经典考试方法，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基础，延袭至今，被教育者们奉为圭臬。这种考试方法要求学生必须牢记一些最基础的知识、原理，对于强化学生掌握知识的牢固度以及考察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的熟练度十分必要。但是，闭卷考试弊端丛生，首先，闭卷考试易至学生死记硬背，久而久之，容易造成定势思维的惯性，导致思想僵化。其次，对于某些学生尤其对于非文科类学生，死记硬背的方法成了唯一的“应试工具”。“两课”教学实践发现，一些学生平时并不认真读书，甚至长期不到堂听讲，只是靠“临时抱佛脚”，考前突击，死记一些标准答案，仍然可以取得不错的分数。考前突击背诵，考过就忘，是“两课”闭卷式考试的一大缺陷。再次，闭卷考试不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以此检验学生学习成绩的好坏，往往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以此来推动和促进学习进程，长期下去还会影响到学生的全面发展，并对学生健康造成伤害。另外，如果教师用这种手段来钳制学生，也会导致学生主体人格的跌落和心理的扭曲，甚至出现考场中相互抄袭、剽窃的现象。
不过，由于闭卷考试应然性和必然性的决定，即便是在当代教育最发达的国家里，闭卷考试也没有被废弃，它仍然不失为检查课堂教学和考核学生学习成绩的有效手段之一。问题在于，闭卷考试的方法、命题形式和内容很有改革的需要和空间。我比较了两份有代表性的《邓小平理论概论》的闭卷试题，其命题类型分值见下表：
|
题型 % 学校 |
名词 解释 |
选择 |
判断题 |
简答题 |
辩析题 |
论说题 |
|
|
单 |
多 |
||||||
|
A 卷 |
20% |
20% |
|
— |
30% |
— |
30% |
|
B 卷 |
10% |
10% |
10% |
15% |
10% |
15% |
30% |
表中显示，A卷给我们的是一份传统的试卷，虽然着重考基本理论，但从试题类型和分值的分配来看比较死板，学生非考前死记硬背不能达标；B卷虽然也是闭卷考试，但给了学生更大的灵活发挥的空间，考察学生对基本原理的掌握度，并非要他死记概念和条文，而是看他的理解和应用度。其中的判断和辩析题型，是A卷所没有的，更是考察学生分析问题、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必须的。B卷中的论说题，往往不给标准答案，也不是教材中现在的内容，而是考学生在运用课堂所学原理中是否有创新思维，同时，也可测试和考察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政论水平。
可见，同样是闭卷考试，也存在着命题形式、考试内容、考察重点以及考试方式和方法的不同。通过这种改革，学生并不害怕闭卷，他们说：“闭卷，闭卷，弹性空间无限！”
2. 开卷考试的控制阈
开卷考试的命题形式呈多样化趋势：既可同于笔试的卷面形式，也可采取写论文的形式；既可当场交卷，也可留有一段时间。但开卷考试应有一个控制范围，不可流于形式或放任自流。一般应做到以下四点：
（1）把本来的闭卷笔试变开卷笔试时仍然要以课堂考试的形式进行，要求学生遵守考试纪律，提倡独立思考。既然是开卷，就允许查阅课本和资料，但不允许讨论和相互抄袭。
（2）开卷考试的内容应不宜考记诵型的题目，考察重点要放在运用课本中的原理、公式和定义以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政治理论和思想品德课，应紧密联系社会实践和生活实际出一些实证型、案例型的题目，以强化所学知识的应用价值和掌握知识的牢固度。
（3）开卷考试如采取写论文的形式，应给学生留有一定的时间区间，以便使他们有机会查资料、搞调研。论文还要有字数限止，以三千字为宜，太长、太短都不合适。
（4）开卷考试的论文题目必须要求学生在指定的范围内命题。如果论文范围要求写“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学生交了一份“观看一次校园画展的感想”，那就不行。如果他交了一份“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化了还是马克思主义吗”，则要认真对待，至少不能算是离题，倘若写得很好，观点正确且有创意，还要鼓励。
3. 问卷考试的诸形式
在耦合上述二种考试类型的基础上，可以设计问卷考试的样本。样本大小要适中，考察范围不应局限于教材内容，可包括现实生活、学生思想状况以及对“两课”开设情况的各种感受和心理活动而设计问题，允许有一定程度的弹性空间，甚至允许有一定程度的尖锐性和超越性。
问卷考试也可以采取形式上的多样化，如结合社会实践、国内外大事和课堂作业以及“两课”演讲活动，出一些热点性的尤其有争议性的题目。事实证明，问卷考试如果得法，不仅可以丰富考试形式，增加考试内容的现实性，还可以弥补课堂教学和标准考试之不足。问卷考试也可采取口试形式或答辩形式。根据有的院校的经验，口试一般有三种方式：(1)作业口头答辩，(2)专题讨论答辩，(3)期末综合口试。通过这三种形式的考核，可变传统的期终一次性考试为教学全过程考核，促使学生形成求实、严谨的良好学风①。这种方法以口试形式取代笔试、以全开卷取代半开卷，显然具有积极意义，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但在我们的复合考试系统中，它仅是一个子系统的子系统，可作为平台上的调控按钮之一。
4. 平时成绩
平时成绩主要指平时的测验、作业和随堂回答提问的成绩。一个学生学习态度、反应能力如何，可塑性如何以及是否有培养前途，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而要看其全部表现和一贯行为。重视学生的平时成绩，由平时成绩看培养前景，是当代高等教育的一个新的趋向。
平时成绩要靠积累，所以，教员平时应重视对学生资料的保存。在“两课”考试操作平台的控制系统中，平时成绩发挥着重要的调控阀的作用。所谓加权分值，主要就分布在平时成绩的控制和问卷考核之中。平时成绩也是课堂教学的一种伸延，控制好平时的测验、作业、抽查、提问等各种考核环节，记录好每个学生的课堂出勤率，也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维护课堂纪律的重要法码。当然，我们反对利用随堂考试对学生搞“突然袭击”，也反对利用平时成绩侵犯学生的主体权利和人格尊严，我们主张在全部考试体系的操作中贯穿“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的精神。
把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有机结合起来，具有明显的合理性。复合型考试体系是一种系统控制平台，同时是一种动态的考核指标体系，它既克服了传统标准化考试，即闭卷笔试的弊端，又弥补了开卷考试的不足。
三、考试方法改革中引发的问题以及配套改革措施
传统的考核方式，是以期末闭卷式的笔试方式考核学生的课程成绩，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只靠考前突击、死记硬背即可及格甚至拿高分的现象。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两课”教育的宗旨,而且还扼杀了学生的主体意识、创新意识以及个性能力的发展。通过复合考试和建立考试体系的操作平台，可以大大降低这种现象，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接近或达到“两课”教学的预期目标。为了使复合考试体系能健康地运用到“两课”教学的实践中去，我们应防患于未然，尽量避免出现如下一些问题：
（1）开卷考试命题要少而精，不可出偏题、怪题和超出教学大纲的难题。切忌把量大面广、在考试规定时间内无法做完的题目摆到学生面前。
（2）考题要注意挖掘学生的知识潜力、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要一味迎合学生的要求而降低考试标准，背离教学目标。
（3）尽管复合考试的评分指标体系中有一定的弹性份额，但其目的是为了留有部分伸缩空间以控制考评过程中的机械主义趋向，并以此显示个性化异差。但评分过程仍然要坚持统一、公正的标准；运用主观分值要有客观依据，主观考核务必控制在最适度的范围内。
（4）既然提倡鼓励学生创造精神的发挥，在阅卷和评分过程中，就应注意发现学生的思维亮点和独到见解，要允许学生犯错误，切忌无限上纲，不能一语不合就扣分，甚至判为不及格等“左”的做法。对待青年学生的认知和思想错误要坚持实事求是和具体分析的态度，要本着“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文为本”的精神关怀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5）考试方法的改革，使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教师的负担和责任也相应地加重了，教师的考前辅导、考后评卷以及考题设计、作业批改等工作量都会相应地加大，这可能会给教师带来新的压力。为此，学校有关领导和职能部门应给予积极的配合和支持，以调动“两课”教师的积极性。
考试体系操作平台的建立势必会刺激和深化“两课”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
首先，“两课”考试改革将牵动“两课”教材体系的变革。现有的“两课”教材，理科是六门，文科为七门，涉及四个大的学科门类（法学、哲学、史学、经济学）和十多个一、二级学科，几乎覆盖了人文学科的所有门类，可谓体系庞杂，门类群立。“两课”教材涉及的学科领域如此之广，学生要考这么多的内容，是不尽合理、不尽科学的。通过考试改革，我们就可以把“两课”教材中最具有活性的东西激发出来，从而汰除掉一些冗杂的说教，那种不尽合理、不尽科学的现象即可得到纠正。随着“两课”教学改革的深入进行，“两课”将会纯化为中国政治学说和伦理学说的核心内容积淀下来，不再是各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杂拌或附庸。现行“两课”的六门课程经过改革后可整合为四门，即《马克思主义原理》（取代目前所开设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和原理》（代替目前所开设的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及《中国文化与伦理》（代替现行的《大学生思想品德修养》），再新增一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现行的《法律常识》课可以下放到中学去开设。
其次，在改革教材和精简课程的同时，还要对现行的文理科课时量的差异性安排进行适度调整。通过“两课”考试体系的建立和课程的精简，现有文理科“两课”教学的总课时量至少应减少三分之一，学校可根据这一情况增设一些必要的人文素质选修课。现行的文科类专业“两课”课程较多、课时较长，由于“两课”教材内容几乎涵盖了文科类专业的各个领域，学生在学习专业课之余再去到“两课”课堂重复同样的内容，必然感到索然寡味。另外，我国高校非文科类专业人文学科的必修课程目前只有“两课”，与美国大学同类院系的人文学科的必选课程相比显然偏少，这不利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战略措施的落实。
再次，“两课”考试体系平台的操作按钮虽然掌握在教员手中，但考试本身是一种教学互动、师生互动的行为，学生的学业考核也是对教师教学效果的检验，其反馈信息必然会对教师的下一步教学行为构成新的启发。在理工类院校中，教师在课堂教学活动中的主导作用不单是人格、理想、信念方面的说教和灌输，同时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人文学科基础知识的传授。因此，“两课”考试不仅要“考德”，还要“考知”，在确保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完整性和准确性的前提下，通过复合考试使教材中的基本理论向社会实践、学生的思想实际和学科前沿延伸，并转为新的知识点。
全面素质教育的最大阻力就是由习惯性的应试教育所引发的应试方法和应试心理，这种方法和心理不仅存在于广大教员和学生之中，而且还存在于各级教育管理部门中。如果得不到根治，“两课”改革、“全面素质教育”都将是空谈。正因为现有的应试教育体制不利于发挥学生的潜能，更不利于培养创新人才，大学课程考试的改革势在必行，以此彻底告别过去呆板、僵化和“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从根本上克服我国“应试”教育的弊端。
参考文献：
① 《全球通史》中译本，第7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
② 罗碧珍. 《高校两课考试方法改革新尝试》，《高教论坛》2003年第6期，第59页.
王 勇， 杜 学 元
（西华师范大学教育系，四川 南充 637002）
摘 要：本文分析了斯坦福大学产学研一体化办学模式的特点，揭示了高校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并根据斯坦福大学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我国高校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建议。
关键字：斯坦福大学；产学研
中图分类号： G649.1 文献标识码： A
Inspiration from Stanford University’s Integrated System of Produc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WANG Yong, DU Xue-yuan
(Xihua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2)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nford University’s integrated system of produc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whereby highligh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universities and offering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industries by China’s universities based on Stanford’s successes.
Key words: Stanford University; produc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斯坦福大学,全称小利兰·斯坦福大学(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始创于1885年,由利兰·斯坦福捐增2500万美元及部分农场而建成。斯坦福大学从20世纪初的一所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大学，到1985年被评为全美大学第一名，迄今不过百余年历史。斯坦福大学是以注重学术研究和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研究园区，即后来的“硅谷”而闻名于世。本文仅就斯坦福大学产学研一体化模式的特点进行分析，希望以此为我国高校发展以及高科技园区的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一、斯坦福大学产学研一体化模式的特点
1. 坚持以大学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追求一流为神圣使命。斯坦福大学作为一所注重学术研究的大学，十分强调在教学和科研中注重基础性研究，并致力于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因为他的管理者们意识到没有一流的基础研究就没有一流的科学研究成果,而且认识到基础研究成果一旦获得,必将带动相关领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斯坦福大学为此聘请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科学家,配备了相关领域中最先进的实验、教学设备,吸收了来自政府和企业的大量基础研究资金,从而使它在基础研究和应用性研究领域,做出了一批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
2. 始终把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结合看作是主要任务 。斯坦福大学崇尚学术自由，坚持研究的开放性,教师和学生可以自由研究问题。斯坦福的管理者认为对于高校,知识和技术的转化最成功的方法就是通过教学和科研的结合而培养出第一流的学生,学生在科学研究中得到的训练将对社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其影响力远大于大学里科学家的专利发明。正如斯坦福工学院前院长吉玻恩斯所说,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参与科学研究,获得的正是“运用基本原理进行思考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培养可以产生创新的种子”。
3. 寻求大学的生产性功能：发展大学与工业的合作关系。持续不断地保持大学与工业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是斯坦福大学的传统，是为获得学术的高水平和为公共服务而努力的重要方式。在大学与工业界之间的合作过程中，斯坦福大学首创了大学与工业界结合的科技工业园区模式,并且相互间是一种互动互利式的“产学关系”，如它与硅谷间的关系即是如此。斯坦福大学不仅乐于从事与当地产业关系十分紧密的应用性工业项目研究，而且通过和工业界签定长期的“学位合作计划”， 积极为各种规模的企业提供不同层次的教育和培训服务，并鼓励自己的研究人员的技术成果商业化。企业则通过“工业联盟计划”引进斯坦福大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尖端技术及人才,并对有价值的工程研究计划或重要的基础研究领域提供足够的经费资助。以上这些合作对大学和工业界双方都有利,对大学来说,不仅可以得到丰厚的办学资金,还可以促进教师科研水平的提高;对公司来说,通过不断地从大学吸取新思想、新成果和获得人才而带动一批相关产业的成长。
4. 认为管理不是行政的、而是学术性的和生产性的。在闻名全球的“硅谷”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斯坦福大学始终不是直接参与者,而是扮演着推动者和支持者的角色。斯坦福大学在硅谷没有创办属于大学本身的任何公司和企业，虽然它拥有数额巨大的基金,但这些基金主要用于资本管理公司进行多样化投资,大学并不参与对所投资企业的管理。真正创办公司的是该校的师生,但公司成立后,创办人就得脱离学校,或辞职或休学。斯坦福大学只是通过与硅谷保持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及时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移到硅谷的大小高科技企业中,并不断地向硅谷提供大量的创新型人才。斯坦福大学在发挥直接为社会服务的职能的同时，始终坚持追求学术和培养高质量人才的正确方向,使之与硅谷高新技术产业化之间始终呈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
二、斯坦福大学产学研一体化模式的成功经验，给我国高校发展的启示
1. 应当改变传统办学理念，坚持教学和科研相结合,以科研带动教学研究。目前我国一些高校中，传统的办学思想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片面地认为高校仅是培养专门人才、传播高深学问和理论的场所，忽视了高校的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的职能。基础研究领域是知识和技术创新的源头,它具有理论性、探索性、创新性的特点,高校加强基础学科的研究和建设，必将带动相关学科的学术水平的提高，而且一旦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相关的高新技术产业也将获得跨越式的发展。
2 高校应树立为学生服务的意识，加强对学生创业意识的培养和创业活动的支持。大学通过改革教学的内容与方法,坚持把课堂教学和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紧密结合起来，树立创业意识，使学生具有创业精神。高校加强创业教育,致力于培养持续创新的人才，才能更好地适应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 。
3. 高校要积极寻求与产业界的合作,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促进机制。在大学内可以成立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通过向企业提供包括技术、培训、咨询、信息、管理等多种形式的服务,开展校企合作。通过参加合作项目，学校可以吸引大批与其相联系的企业对研究工作提供经费赞助，使大学的研究课题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同时，利用企业界与社会之间的广泛联系，提高学校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4. 有条件的高校应通过自主创办高新技术园区以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速度。在硅谷，完成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任务主要由科技园区内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承担，而我国的中小企业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下科技制度和自身经营机制的影响，很少愿意和有实力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研究和开发。同时，由于社会上缺乏风险投资基金和创业机制的支持，高校科研人员凭借自身实力也很难将自己的技术成果商业化。客观现实需要高校在科技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创办科技园区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从而缩短科技成果转化的周期，减少转化的中间环节和风险。
5. 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市场化途径的日益多样化以及社会上各种风险投资基金的建立，大学在高新技术产业化中的角色也应逐渐从直接参与者转变为促进者和支持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新技术企业是一个高收益、高风险的行业，在学校和所办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的情况下，企业既可能给所办高校带来巨额收益，也可能因市场的不确定性使其蒙受重大损失，从而背上沉重的资金和人员负担，对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在使校办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后，高校可以通过对其产权结构的重组以及产权主体多元化的改造，实现高校从管理者向战略投资者角色的转变。在高新技术企业中，高校以技术、人才和资金等生产要素参股，以实现技术转化和获取投资收益为最终目标，使大学真正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孵化器，实现高校产学研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在当代，一个国家要想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并保持国际竞争力,不仅需要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际信息网络和在技术上、运作模式上同国际经济发展主流接轨的产业体系,而且需要具有使知识的创新、加工、传播和应用有机结合起来的制度化系统,形成一个能够使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人才的教育训练以及生产和商业化过程密切结合起来的有效机制。高校产学研一体化模式促进了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社会经济增长的结合。随着未来科学技术和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高等教育的产学研结合,将会更加密切并向更高层次扩展。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对照斯坦福大学推动硅谷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成功经验,我国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正确处理好培养人才、科学研究与为社会服务这三大职能之间的辩证关系,准确把握自身发展的基本方向,办出自己的特色。只有这样,才能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中持久有效地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 赵鹏程.世界十大学府［M］. 四川民族出版社，1995.
［2］ 赵鹏程.斯坦福大学给我们的启示［J］.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1）.
魏 衡 华， 常 国 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动化系，安徽 合肥 230027)
摘 要：如何把计算机原理、算法语言、自动化元件和自动控制原理等多门
课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做法是，用多功能机器人把机电一体化的相关技术贯穿在一台小型实验设备上，再用多功能机器人装置对以上课程中的知识进行分步，实际演练，以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打破了以往单科学习、分项实验的旧模式。
关键词：传感器技术；机器人装置；计算机控制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A
An Experiment with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the Teaching of Multiple Courses
WEI Heng-hua, CHANG Guo-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Anhui 230026)
Abstract: How can courses such as computer fundamentals, computational language, automatic elements and fundamentals of automatic control be integrated optimally? Our method is to demonstrate related mechanic and electric technologies on a small experimental installation by employing a multi-function robot, which is used for teaching and practicing items of knowledge and relevant skills contained in the above courses. This approach has greatly helped train students hands-on skills and is superior to the old single-course, itemized-experiment method.
Key words: sensor technology; robotic installation; computer control
国内各工科院校的许多专业的教学几乎全都是单科学习、分项实验，因而各实验课程之间缺乏统一的联系。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动化系为例，许多学生进校时，对自动化控制的应用前景、对本专业知识面和较高的贯通性要求等不甚了解。有的对计算机软件或硬件固然有兴趣，又往往沉迷于网络和计算机游戏而不能自拔；有的因理论和实际严重脱节，从而使专业兴趣和潜力没能得到有效的引导和开发。由于低年级学生没有传感器、执行器方面的知识，许多实验做不了；高年级学生虽然学习了许多书本知识，但动手机会太少，许多知识仍停留在书本上，加上有的学生考G、考托和考研，没有时间动手做实验。在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我们认为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经过调研考察，我们发现有关机器人教学器材能创造动手机会，有助于激发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很适合教学之用。这些器材中包含了声、光、电、磁、位置、触觉等传感器，电动、气动执行元件，可以构成机器人物件搬运、机械零件加工、装配、生产流水线、物体分拣、昆虫爬行、舞蹈等。这种寓教于乐的实验方式可以打破以往机、电、计算机、自动控制原理等课程分头教学、分项实验的传统，既可供低年级学生进行计算机语言训练，又为高年级学生作各种创新实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用多功能机器人配合计算机基础课进行教学，是一种教学的改革和创新，它将改变计算机类课程实验的教学模式。
一、多课程综合教学模式的内容和目标
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在培养人才方面,学校不能只是被动地适应目前社会的生存方式，而应当着眼于未来，为明天的社会培养最合适的人才。我们必须经常了解社会的发展变化，让学生掌握能适应未来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因为机器人技术将在人类社会的未来生活中扮演十分重要和不可缺少的角色。如果现在的学生具有了这方面的素质，他们将在未来社会中更易适应各种技术革新，也更易在未来的信息时代获得成功。多功能机器人装置里包含有各方面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因而可以把计算机原理、算法语言、计算机接口、传感器原理与技术、自动控制原理等多种课程的知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具体措施是：用多功能机器人装置对以上课程中的知识进行分步，实际地演练，它可使学生易于理解和接受，并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以此达到掌握知识点的目的。其目的是通过多功能机器人装置的实验活动，教会学生如何与他人合作，如何选择吸收令人真伪难辨的信息，如何作批评性的创造性的思考，如何使用五花八门的技术工具等等。在实验活动中让学生明白，知识和经验能创造和提升价值，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学生树立坚持不懈的求学精神，不断发现新东西、得出新结论,并进一步付诸实际行动。
多功能机器人是一种教学实验设备，集机、电、气、计算机控制为一体，体现了信息、自控、计算机等多学科互相结合、互相渗透的特点。所以我们认为多功能机器人是自控专业开设综合性系统实验的一台有效的教学实验设备，不仅技术含量高，而且具有容纳多项实验、培养学生综合工作能力的特点。
二、多课程综合教学模式产生的结果
1. 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动力，但利用以往的媒介很难使初学者看到程序设计应用的效果而体验成功的乐趣，将智能机器人作为学习的载体，会从根本上解这一问题。人类可通过计算机程序将智慧赋予机器人，即由多功能机器人成为学习计算机程序设计的理想载体。利用机器人载体这很容易使初学者看到程序设计应用的效果，从而体验成功的乐趣。在编写程序的实验过程中，学生会获得成功的喜悦，从而激发学习的兴趣。多功能机器人可把工厂生产自动化的基本模式、生动的音乐舞蹈和丰富多样的物料搬运结合起来，既生动形象，又展现了当今机电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它在演示实验中展现的具有一定深度的计算机控制技术对学生产生了相当的吸引力，尤其对计算机情有独钟的当代学生来说，这无疑是让他们发挥特长、展露才华的好场所。
2. 促进单个训练与综合设计的统一
打破按课程设立实验室的框框，把计算机原理、算法语言、自动化元件和自动控制原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控制电机、单片机、技能训练和控制系统实验有机合并，构建自动化系实验中心室，保留必要的基础性实验，精简内容单一的验证性实验，增加知识面广的综合性、设计性和创新性实验，既可满足各自课程单独开设实验之需，又可满足符合现代工业、科学技术水平要求的综合性实验之需。
3. 有利于实验教学与科研相融合
多功能机器人实验使学生对程序设计的学习与对信息技术的前沿知识的了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多功能机器人融合了机械、电子、传感器、计算机软硬件和人工智能等众多先进技术，所以它可以成为综合能力培养的平台。机器人技术融合了当今科技成果，许多先进的控制算法都可引入到机器人实验研究中。机器人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从工业走向农业和服务业，从产业走进医院和家庭，从陆地潜入水下和飞往空间，展示出了它们的无穷魅力，而这些科研成果都可为教学实验之用。
4. 有利于突出创新能力
帮助学生实现知识创新和养成创造性的思维习惯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教学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把信息转化为知识，进而把知识转化为智慧。如果学生掌握了所学的知识，结合他们所学的其他东西，经过各种思想的不断融合，产生突破性的想法，从而产生智慧，创造出新的知识。多课程综合教学可使学生接触到更多更新的思想和信息。当人们接收的思想和信息十分丰富，并开始从另一视角来看待各种信息、思想和经验时，往往会有突破性的发现与创意。
5. 实现课堂教学与课外科技活动相结合
多功能机器人是现代高科技的集成平台，它集合了机械、电子、传感器、计算机、自动控制、通信、人工智能等当代先进技术。智能机器人竞赛等课外科技活动极富挑战性，可训练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综合能力、创造能力和协作能力等。
6. 有利于树立系统工程概念
机器人是典型的机电一体化装置，它不是机械、电子的简单组合，而是机械、电子、控制、检测、通信和计算机的有机融合。通过这门课的学习，使学生对机器人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多功能机器人把机电一体化的相关技术贯穿在一台小型实验设备上，将机械、电子、数控、气动、控制系统设计、计算机控制及软件工程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系统工程。通过实验，学生不仅可以加深对一门门专业课程的理解，而且很自然地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参与整个机器人的实验，从而有力地激励学生自觉地自学相关内容，拓宽知识面，寻找知识交叉点。
7. 有利于创造动手机会
机器人的拆装、接线、编程等实验内容，为学生提供了强化动手能力的良好环境。学生在实验中不仅要进行机械装配、电气接线等实际操作，训练了动手能力，而且还可以更详细深入地了解机电系统相关知识的内在联系。事实证明，学生普遍对这类实验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特别是当自己动手组装和集成的系统运行成功时，就更加增强了学生的成就感和学习欲望。这说明实际操作训练对工科学生的培养是很有必要的。
在因许多高校扩招而实验教学质量下滑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通过实验课的教学改革以弥补不足。把栩栩如生的多功能机器人作为实验研究，其目的就是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实验教学环境，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锻炼机会。目前，我系己经有两届学生参与了这项改革实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张 璞 扬， 张 权
(中国科技大学天文与应用物理系，安徽 合肥 230026)
摘 要：为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需要正确处理教学主体与多媒体辅助教学、教师与教育技术人员、教学课件通用性与个性等几个方面的关系。同时，须不断优化课件，才能充分体现传统教学模式的优点，更好地体现教学现代化的价值。
关键词：教学主体；多媒体技术；教学课件
中图分类号：G427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y
ZHANG Pu-yang, ZHANG Quan